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关理论解读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7-05   来源:福建日报   浏览次数:828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前主任;曾兼任全国经济理论类核心杂志《经济科学》编委,现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顾问。


  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课程,曾获得北京大学“光华奖”、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花旗”二等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教材一等奖)等。


  主持和参加过国家“六五”“七五”“八五”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的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课题,国家重大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下的《西方经济学》《〈资本论〉导读》《西方经济学流派评析》教材的编写,还有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以及一些横向课题的研究。公开出版和发表专著及教材20余部、译著10余部、论文80余篇。


  研究成果曾经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一等奖(合作)、“吴玉章奖金”一等奖(合作)、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合作)、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合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中国改革成果通报”荣誉奖等。


  近年来,我国为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国内外多重矛盾共同作用形成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实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还有多方面艰巨的任务有待完成。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上并非来源于西方经济学(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而是立足于国内外多重矛盾和风险叠加的现实条件下,既要解决短期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问题,又要解决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与西方经济学单纯强调供给问题的条件和背景不同、支持理论不同,特别是与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条件不同,理论与政策主张不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当前在经济领域(也会关系到社会其他有关领域)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在问题导向前提下,根据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战略决策。实践证明,这一决策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多方面理论意义。它对于我们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多方面理论意义,至少可以从短期和长期、数量和质量、供给侧和需求侧、稳定与增长、调整和改革这样几个方面的辩证关系角度去理解和解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短期问题的理论


  解决供求均衡问题


  在凯恩斯主义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出现以产能过剩为特征的经济衰退问题,其直接根源在需求方面,是由于总需求不足引起的,所以,其针对性的策略就是由政府设法增加社会总需求。但西方国家,特别是二战后美国的实践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对策产生了经济滞胀的消极后果。当然,其理论也是有问题的。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问题,其理论解释自然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中的问题产生的直接根源主要在供给方面,因此,解决问题的思路首先和重点考虑的就应该在供给方面,当然也应该适当兼顾需求方面。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解决供给方面问题的强调和着力,是强调适应需求情况的,而不是脱离市场需求、单纯调整供给数量的。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想办法适应市场需求情况下来寻求市场供求数量均衡的同时,在供求的结构和供给质量方面发力。破产、兼并、重组和压缩过剩产能,就是在数量和结构上发力。而补上市场供给的产品和产业短板,降低产品成本和价格、丰富产品种类、提高产品品质,就是在结构和质量方面发力。


  马克思曾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于供给在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行了说明。马克思是将社会物质生产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供给看待的。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中,生产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决定了分配的对象、数量和基本比例,决定了交换的对象和关系,决定了消费的对象。马克思是辩证看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的,但他也强调生产在这些相互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整个社会化大生产进程中,如果上述关系中某个环节出现较大问题,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产能过剩的危机就是其表现之一)。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讲到在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生产者并不是为自己生产商品的,而是为有需要的人生产的。这也意味着,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产品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就是多余的(过剩的)。


  我们如果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因素暂且放在一边,仅就市场经济运行角度,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直接看作生产和消费之间关系的话,马克思的论述则更为准确地说明了供给(生产)在与需求(消费)的相互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说:“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马克思讲“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就是说,消费必须有直接的具体消费对象和手段,而这恰恰是由生产消费品的过程开始的。是生产决定了消费的对象和手段,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则是说,没有消费,生产就是空洞的和没有内容的,也就不成其为生产。同时,再生产过程的完成,即“实现”,是指商品的出售和得到消费,而这就是买卖完成的情况。在生产与消费紧密联系的情况下,社会再生产是顺利进行的,经济中和市场上也就是供求均衡的情况。所以,生产与消费的紧密与顺畅程度,就决定了供求是否均衡。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讲到供求均衡时,是注重供给(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的。这与我们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含义是一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抓住供给这个主要矛盾,也有这个意思。


  所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包含的“压产能”,就是对于市场上数量过剩的产品和产能在长期找不到新需求情况下,去削减产能和库存,绝不能再盲目增加产能。而保持供求均衡方面的注意力应在“去产能”和“去库存”的同时,一方面可以考虑设法通过降低成本来增加需求(因为降低成本也是供给侧发力作用于需求方面的有效措施之一),另一方面,可以将供给侧的努力放在可以形成新的消费需求的产品质量改进、创新产品方面。这些都是供给侧发力对保持供求均衡的积极作用。


  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我们承认供给对于需求具有决定性作用,也承认它对需求的推动作用,因而可以通过各方面的创新来更好满足市场原有需求和新的需求。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并不是必然紧密保持一致联系的。正是这一点,要求我们在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也必须首先考虑市场需求的状况。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恰好说明了这种考虑的重要性。马克思说:“假如市场的扩大与生产的扩大步伐一致,就不会有市场商品充斥,不会有生产过剩。”事实上,不仅生产和市场需求经常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往往也使得生产结构难以经常保持顺畅和相互适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曾经谈到社会资本顺利流通和再生产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保持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和资金周转。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是社会化大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一旦这一条件遭到破坏,社会生产就会陷入危机或停顿。即便是某些主要生产部门发生投资过度的问题,也会最终导致经济的全面衰退和危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不可否认,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但是,生产的合乎比例始终只是在竞争基础上生产比例失调的结果),这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个一般形式可能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


  马克思还以19世纪英国棉纺织业中棉布的生产过剩来说明,某些社会主要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最终会导致其他行业的生产过剩。他说:“它们现在突然发生相对的生产过剩,因为用来购买它们的钱少了,从而对于它们的需求减少了。即使这些生产领域生产的东西并没有过多,现在也要发生生产过剩。”


  马克思的这些分析与当前的经济形势何其相似!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都与此类似。我国不仅外向经济部门与国内经济部门在供给和需求上失衡,在生产结构上也是失衡的,而且一些产品部类之间也存在着失衡。我国的生产和需求的结构性失衡,既和各级地方政府进行GDP竞争的盲目性有关,也和市场竞争的盲目性有关。这不但严重影响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解决不好也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调结构”方面最直接的作用首先就是解决产能相对过剩问题,并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这一战略性的决策既可以用供求均衡的要求来解释,也完全可以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必须保持比例协调的理论加以解释。


  解决经济波动问题


  凯恩斯主义解决经济波动和萧条的基本思路是增加社会总需求。这种理论的肤浅和片面性在于,它仅仅从产品供求失衡的表象出发,将问题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放在需求方面,认为生产方面没有问题,只是社会需求不足,因此,想办法增加总需求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说,如果购买者对生产的商品确实有实际需求,但缺乏购买能力,那就是与凯恩斯所说的相一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如果购买者拥有购买能力,只是由于他们已经获得或拥有了足够数量的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不再进行新的购买,那纯粹就是表面的相对需求不足,或者说是虚假的需求不足。其实际情况恰恰是真正的供给过剩(产量或产能过剩)。凯恩斯在直接层面上将经济危机的性质判定为需求不足,将原因归结到社会消费方面,回避了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投资过度和生产过剩的责任。他站在资本家立场和利益方面,是其解释经济衰退和波动的理论错误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萧条和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本身。资本不顾一切追求盈利的本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往往造成某些生产的过度扩张,在社会收入两极分化造成的大众贫困和消费不足和生产比例失衡条件下,必然频繁出现经济波动或衰退,甚至危机。我国的情况与此既有所不同,但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追求土地收入、官员追求政绩等造成的各地竞相盲目地同结构扩张,企业逐利性的市场竞争,国外经济危机造成的外需骤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房地产、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不规范发展,对投资和消费的错配、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融资……虽然这些就企业的逐利竞争和比例失调来说,与国外的危机发生因素有某种相似性,但总体上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国家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这些问题既需要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也需要制度方面的改革。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决策就是根据我国这些实际情况提出的,既兼顾了供求两方面的结构调整,也注意重点抓住供给方面,作为主要矛盾来解决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长期问题的理论


  马克思有关理论的解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对于克服市场经济经济衰退和危机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也具有积极意义。社会产品和服务的增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而这又取决于生产供给的增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短期内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和调结构之后,使经济保持了合理的结构,便于均衡发展。同时,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的生产供给是在适应消费需求和通过创新提供的新需求情况下进行的,它必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分析表明,具有部门生产合适比例和顺畅流通的经济条件,是一般社会化大生产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我们当前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所提出的战略性决策,其所要求的供给侧的调整和创新,则为经济的均衡增长提供条件和动力。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创新的重视,也会兼顾对需求的扩展,通过对需求的质和量进行扩展,要求供给有的放矢地增加,而不是盲目增长。这样将会为经济的长期稳定主张提供有利条件。


  制度变革的需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仅仅在供求层次上做文章。在我国当前情况下,搞好改革,为供给侧发力创造有利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说,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改革”才是从长计议的核心。只有对妨碍供求相对稳定和长期增长的制度因素加以改革,才能真正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条件,为新的供给和需求的增长动力提供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了对于政府职能、收入分配、产业政策、经济运行、创新环境等多方面的制度变革。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包含经济运行与制度改革的多方面综合战略和对策。而这才是这一战略性举措的根本意义。

      

  对市场经济的主动性调整与被动性调整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有中国特色的,是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通过供给方面的发力来解决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其一,是通过兼并、重组和破产来压缩远超过实际需要的产能。我们知道,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规律。如何降低波动幅度、减少波动带来的经济损失,不使波动演化为大的经济危机,是摆在各个市场经济国家面前的重要挑战。长期以来,实践表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对于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只能被动地任由市场本身进行调节,其结果是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损失巨大。西方国家最成功的理论和政策措施,也无非是凯恩斯主义通过政府扩张总需求来暂时缓解危机。但那只是某些条件下的情况适用,如本文前面所说,如果发生的是没有消费方面物质性实际需求的产品过剩,凯恩斯主义政策依然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它也只能通过长时间的缓慢消耗来解决(通过多种方式扩展海外需求是另一回事,在资本主义国家对海外市场基本瓜分殆尽时,战争就是其最有效的手段)。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动通过兼并、重组和破产来压缩远超过实际需要的产能。这种主动调整远比由市场被动消除过剩产能要迅速和有效(当然也要注意调整的针对性和程度)。


  其二,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进行产业和产品升级换代、创造有全新需求的产品、提高产品品质、改善产品性能来解决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解决短期内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的问题,同时,也是长期内主动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预防的措施。因为从供给方面根据需求的实际情况来开发、生产,就不会产生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会为社会创造新的需求,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当然,市场经济波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同样会发生,特别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即便本国经济没有发生波动,也难免受到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发生波动。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波动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之一。而如何对待经济波动,则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规律面临的任务。当前,我们正在着力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以前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扩张总需求,就是这种探索。我们相信这种探索一定会取得成功的经验,一定会为建立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决策,与西方经济学在理论和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中解决当前问题的迫切需要,也对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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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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